做和论WTO贸易规则的扶强抑弱性

论WTO贸易规则的扶强抑弱性

摘要：世贸组织的游戏规则是由美国为代表的富国制定并推动的，具有形式上的平等实际上的不平等的特点，并缺乏透明度，其推动的“全球化”实际上成了美国化。WTO规则的“片面性”和“扶强抑弱”倾向，导致整个世界资本投机行为泛滥，民族国家主权地位被削弱，发展中国家就业紧张进一步加剧，两极分化更趋激烈，个人主义恶性膨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关键词：世贸组织；全球化；扶强抑弱；市场准入

一

世界贸易组织(WTO)是协调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支柱机构。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于实现国际资源的优化配置，扩大跨国经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消除我国在国际贸易中遇到的歧视性待遇，调整我国产业结构，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为我国居民的消费得到更大的满足提供了机遇。

但是，世界贸易组织作为最权威的国际经济组织，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富国烙印，特别是带有很强的美国烙印，尤其是体现WTO这一组织的灵魂的规则，先天就具有“扶强抑弱”性，具体表现在：

首先，世界贸易组织是以发达国家在国内已经实行过且证明对他们有利的游戏规则来界定各项标准的。任何一种机制、组织、秩序的运行和竞争，规则是第一重要的。为发达国家控制与主导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在制定规则和制度时，只以那些发达的富国为模型，在这些国家已经实行的国内贸易规则的基础上修修补补，并要求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政府向这些规则看齐。很显然，WTO的不少规则适应富国而不适应穷国，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富国国内贸易规则在世界上的延伸，先天就具有强烈的“扶强抑弱”性，体现着强烈的实力主义特性和要素的趋利本性。所以，在世贸组织推动的自由贸易潮流中，许多发展中国家抱怨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发达国家的御用工具，是富国推行其价值观念、经济模式乃至政治模式的“代理人”，它们根本不考虑穷国的利益和要求，不考虑人的基本需要，而只考虑它们自身的贸易利益和利润，毫无公平可言。最典型的例证是，东南亚、俄罗斯与拉美等地发生金融与经济危机过程中，发达国家所控制的国际贸易和金融机构与这些国家讨论实施援助计划时，往往提出极其苛刻的条件，胁迫各国服从。

其次，即使WTO规则是那些规则制定者按照世界各国情况平均加权后制定出来的，也同样存在着形式上的平等而实际上的不平等。WTO规则按照生物达尔文主义“优胜劣汰”的法则设计，穷国和富国在貌似平等的游戏规则面前，起跑时的起点不一样，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比如说，发达国家使用的是现代化的机器生产，而发展中国家则大部分生产还停留在手工劳动阶段，发达国家的生产总值主要依靠知识和信息获得，而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则仍然停留在非常原始的粗放阶段；发达国家掌握了世界贸易乃至全球化所需要的一切制度安排，而发展中国家则对此茫然无知。由于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差异和总体上的垄断性，发达国家通过经济的全球化大举进入和占领发展中国家市场，发达国家依仗技术和设备的优势，利用知识产权等措施和法律手段，不仅掠夺性地大量开发和廉价占有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资料、人力资源，而且以昂贵的价格向发展中国家出售技术和知识产品，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的持续和良性发展方面受到严重影响，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开发、利用和保护。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生产技术水平落后，商品价格高，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相当弱。二者起点的差距如此之大，现在却要使用同一规则去进行竞争和赛跑，胜负的结局不是早已定论了吗？

第三，游戏规则缺乏透明度，没有让发展中国家发表自己见解的机会。世界贸易组织尽管不分国家大小、人口多少和经济实力强弱，一视同仁扔在了1边，每个成员有一票投票权。但由于小国、弱国的贸易水平低，贸易公司产品和服务竞争优势突出量小，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影响非常有限。特别是对贸易规则的解读无法得到发达大国的认同，以致参与相关问题的谈判能力非常有限，从而造成形式上具有和大国相等的合法的权利，但实际上却没有发言权。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和对发展中国家金融服务业的大量介入，通过投机活动向发展中国家转嫁金融危机。在发达国家将工业生产大批外移的情况下，其生产性危机的压力就迅速下降。而由于资金的积累和动作，金融活动有了更多的流动性、随意性和投机性，发达国家利用游戏规则信息不对称和缺乏透明度的误区，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金融市场，使得金融机制尚不健全、资本也不雄厚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中，资本大量缩水、外逃，经济遭受严重打击。

第四，由WTO等世界性组织驱动的全球化，实际上成了“美国化”。1995年1月1日正式成立的涉及范围更广泛的WTO取代原来的关贸总协定。这是一个渗透着美国构想的有关同质、均等的世界发展的新方案、新组织，在涉及全球化进程的一系列问题上，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回答。法国一家报纸曾发表一篇文章批评美国的霸权主义说，美国把它作为自己模式的传播工具，以援助来逼迫有关国家实行所谓的经济自由化制度，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被称为“千年回合”的WTO第三届部长会议上，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美国，意欲将自己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经济模式、政治模式等一切规则、制度，作为WTO制定谈判的原则和框架，成为构造冷战后国际贸易格局的理念。特别是美国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发展迅猛，积蓄了巨大的潜力，因此，美国在西雅图会议上，从自身最大利益角度考虑，把降低关税作为第一重点，希望通过减税谈判让其优势行业占领世界市场，持久地主宰未来。

由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带有强烈的“美国化”倾向，使得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那些体制不健全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首先受到冲击，而美国等贸易大国则乘机从中渔利。大量外资流入美国，有利于美国调低利率，大量廉价的原材料和商品进入美国，刺激了美国的消费市场而又不引发通货膨胀。在文化领域，美国的娱乐产品大量涌进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并超强度地排斥当地文化或者其他国家的电影、文学、艺术、光盘等产品。人们说现代的世界是麦当劳、可口可乐、迪斯尼、好莱坞、NBA、拳击之夜和微软的世界。所以，按照WTO规则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所有人一起沉浮，美国是站在那些处于灭顶之灾的发展中国家肩膀上的巨人。

二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贸易组织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其规则的“片面性”和“扶强抑弱”倾向，导致整个世界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矛盾。

首先，导致了资本投机行为的泛滥。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推动的全球化进程，使得资本可以在全球内不受限制地流动。当今世界，大约有超过100万亿美元的衍生金融品在寻找机会盈利，进行股票交易的投机商们借助高科技，利用许多政府高度依赖外国资本的心态，大肆进行金融炒作，兴风作浪。世界贸易组织恰好又为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入和流出提供了土壤。全球市场正在对国家内部的经济政策进行裁决和惩治，一旦用于投资、基础设施和政府项目的资金突然枯竭，对该国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国际金融投机炒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到处寻找机会，买空卖空，大发横财，将许多新兴金融市场搞得人仰马翻，鸡犬不宁。他们借经济全球化之势和自由市场之名，对金融弱势国家和地区进行掠夺。而某些发达国家则对这种过度投机行为听之顺之，美其名曰“投资自由化”。与此同时，有些发达国家以WTO规则为武器，指责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透明度不高，开放程度不够，坚持要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发达国家迫使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市场不完善、金融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不顾实际地对外开放本国金融市场，就等于是将自行车赶上高速公路，其后果必然是凶多吉少。

其次，民族国家主权地位被削弱。那些对WTO等这些驱动全球化的国际组织顶礼膜拜的人，甚至对国家在未来会有什么有意义的、重要的作用表示怀疑。奥梅(mae)在畅销书《民族国家的末日》(The End the Nation State)中宣称：“……在现今无国界的全球化经济的寰宇内，民族国家作为有意义的参与单位的作用已不复存在。”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性组织挑战民族国家主权，在经济上通过跨国公司改变私人和公共部门之间的关系，促使跨国公司融入国家市场，使得一个政府在跨国公司经营的领土范围内，我们应当承认此类产品存在1定的危害性已无庸置疑不再享有合法权利的垄断，从而挑战一个国家的对内主权。一个国家的合法性源于它保持边界线的能力，而跨国公司的市场却不依边界线而存在。当全球化促进市场一体化时，民族国家的主权在政治上就变得不那么完整了，WTO等国际性组织将自己的规则延伸到国家主权范围中。在政治上，“人权”、“民主”等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削弱民族国家主权的工具，而世界贸易组织则助纣为虐。美国等发达国家提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的奇谈怪论，更是削弱了民族国家的主权。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性组织制定出来的规则成为国际法，组织本身则成了国际裁判或世界法官，它们正在向干涉权、国际监护、人权或有限主权等概念转化，逐步侵蚀国家主权中领土专属权和处理内部事务中排除外部参与的原则。为了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规则及规则设计者们的要求，为了保持对国外资本市场的门户开放，许多后起的国家被迫降低了本国的社会安全、教育等方面的标准。最后利益牺牲者总是那些弱小的发展中国家。这样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的不均衡，从而为社会动荡和失范培植了沃土。

第三，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就业的艰难。加入WTO融入全球化过程虽然能够创造就业机会，但对发展中的贸易小国来说，在全球化过程中创造的就业机会 往往得不到足够的保护。巨大的技术进步和降低成本的办法，使得产品的产量稳定增长，而所需的就业职位的数量却显著地减少。进入21世纪后，人类有可能以20%的现有世界经济人口为全球提供产品。即使是今天那些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中，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人口也有很大数量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这些国家的跨国公司，凭借WTO规则的“扶强抑弱”性，在发展中国家设立了许多的子公司、孙公司，与发展中国家争夺就业机会。跨国公司的生产环节也不再根据某个地区或国家的地理位置优势来加以组织，而是根据正在形成的那种无拘无束、游移不定的资本主义新条规来安排。只要有机会赢利，企业必然向廉价劳动力国家转移，甚至可以把工厂从一个国家迁往另一个国家。那些工资水平较低、社会防范标准较差，尚未制定出环境保护、收入免税额以及外国公司的投资税惠等方面法规的国家，正在吸引着跨国经营的公司。东亚的一些“虎”国已经在抱怨公司离开自己的国家而迁至相邻的国家或地区去安排自己的生产。

第四，世界进一步两极分化，富国更富，穷国更穷。WTO规则失衡，使得世界贸易偏离预想的轨道，在促进整个世界财富迅速增长的同时，导致了财富占有天平的严重倾斜，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的两极分化更加厉害。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东方还是西方，工人阶级的力量大大削弱，而跨国企业、资本家和一些管理或专业阶层的地位却得到有效增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金融资本本身具有“趋利本性”，资本的流向总是那些获利最丰厚、报酬最高的地区和国家，以债务国以及那些仰赖外国援助的国家的“赤贫”为代价，债权国、国际投资者和多国金融机构的影响力日益增加。发达国家挟天子以令诸侯，强制推行按照他们价值观念制定的、在其国内行之有效的WTO规则，从而导致“优质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呈“倒瀑布型”配置，最后向发达国家积聚，发展中国家成为资本最无希望获利的地方，世界上最贫穷者最易受到威胁，并面临着被永久排除在所谓WTO的“全球化世界”视野之外的危险。诸如非洲这样的资源丰富、劳动力便宜的地区，却是资本最不愿意投向、最“无利可图”的地区。美国经济学家科顿发表了一篇《全球化资本主义导致人类日益贫困》的文章，认为当今经济的特点是生产力过剩，大量失业，贫富差别扩大，而世界贸易组织首要关注的则是商业利益，关注盈利和创造金钱，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其成员国的食品、健康、安全等漠然置之。结果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政治经济权利日益被WTO等国际性经济组织驱动的全球化剥夺，民族国家的权利正在向全球性金融这种动荡不安的、具有掠夺性的体制转移。世贸组织的前身“关贸总协定”被称为“富裕的白人俱乐部”。1998年世界上最贫困国家的出口在世界贸易总量中只占0.25%，富裕的欧盟从世界最贫困国家的进口只占欧盟商品进口量的1.2%。欧盟从贫困国家最多的非洲进口的商品1998年甚至比上年还减少了6.8%。让人更伤心的是，富裕国家向最贫困国家的商品实施的平均关税事实上比它们向其他富裕国家征收的关税还要高两倍。全球化将使得穷国更穷。发达国家在尽享WTO规则“红利”的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却在饱受贫穷落后之苦，总体上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

第五，个人主义更加恶性膨胀。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驱动的全球化，使得那些休戚与共的集体原则逐渐失效，而过度的个人主义和无节制的竞争却进一步得到强化。WTO的基本原则是建筑在自由放任的理论基础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之上的，团结一致、互依互存的价值观，已经被国内和国家间鼓励竞争和极端主义的原则所广泛取代。尤其是世界上的那些经济大国，任意将自己的意志和命令，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等这些国际性组织强加给那些弱小的国家，运用自己的优势，掠取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市场。即使是伙伴，在经济利益面前仍然是互不相让，尔虞我诈，频频过招，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美国倚仗WTO规则，打着自由贸易的幌子，不时挥舞起超级301条款的大棒，毫不留情，动辄将对方推上世贸审判台，并施以种种制裁。对于发展中国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和贸易能力，试图建立起“单极世界”，在经济、贸易等问题上居高临下，强权欺压，奉行美国至上的“单边主义”原则，威胁、欺压和剥削广大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成为美国的原料供应地和产品销售市场。因些，加入WTO融入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发达国家尽可能地运用自身优势去畅通无阻地剥削发展中国家的过程。在世贸组织西雅图会议上，美国总统克林顿甚至公开要求将不符合劳工标准的国家生产的产品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从表面上看这是为了维护发展中国家工人的权利，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近乎排他性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小布什上台以后，“单边主义”更加浓厚，对WTO则采取“有用则纳之，无用则弃之”的极端实用主义态度，公然推出有悖WTO公平贸易规则的钢铁贸易保护和农产品补贴法案。正因为如此，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撰文指出，工业化世界绝不应该试图以牺牲贫穷国家为代价解决它自己的问题。利用贸易限制来处理可能源于其他政策的问题，很少有合情合理的时候，它只会加剧贫困，阻碍发展，造成问题的恶化。发展中国家一再得到这样的忠告：自由贸易对它们有益——它们必须开放它们的经济。然而当它们真的这么做了，却发现富国削减的关税还不如穷国削减的多。富国对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制成品征收的平均关税是它们对从其他工业化国家进口的产品征收的关税的4倍。配额和“反倾销”惩罚还被用来阻止第三世界的产品进入第一世界的市场，尤其是在穷国有竞争优势的领域，例如农产品、纺织品和服装。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不管它们何时以有竞争力的价格生产某种产品，都会被指责进行倾销。安南呼吁世界需要建立一个公平自由的贸易体系。

第六，世界贸易组织成为文化帝国主义的助推器。以新自由市场思想和个人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世界贸易组织，尤其注重服务业和信息产品的贸易，这是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的文化侵略扩张相伴随的，尤其是个人主义价值观，对于世界上发展中国家中为数众多的青年人极具吸引力。随着资本全球流动而产生的贴上“美国牌标签”的大众传播文化，以现代传播工具为媒体，以广大青少年为对象，以通俗和流行为特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将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服从于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以摹仿和复制的方式，在流水线上制造出千千万万“美国牌”文化商品的同时，把划一的具有“美国风味”的文化品，通过广播、卫星电视和地方电视台，推销到每一个角落的人群去。好莱坞的虚幻世界差不多被带到了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而在非洲的一个村庄里，收录机里迈克尔 杰克逊的流行音乐和麦当娜的性感靡调，淹没了传统的激扬鼓声。

这种状况，不仅使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变得更加脆弱，也使经济社会在保持它们本身的文化认同、社会价值观、语言和对信息传播的现有控制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在私人或国家电视台的节目单上，从美国输入的廉价“肥皂剧”日甚一日地替代了欧洲文化人自己创作的影片。即使文化观念与美国基本相同的欧洲各国，都在惊呼美国的文化消灭了欧洲的文化，何况“免疫力”甚差的非洲、亚洲等地呢？社会的文化对该社会的认同和价值导向至关紧要，全球化的媒体不仅对其他文化进行渗透，而且占主流的文化逐渐侵蚀着地方文化和宗教所规定的“规范”。法国原文化部长雅克 兰曾经公开谴责WTO、IMF等组织驱动的全球化实为“美国文化帝国主义”，认为美国作为大众文化的超级大国，不仅决定着娱乐活动，而且决定着面包的分配。

三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成为了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政治体制以及相应的众多社会正处在失衡之中。基于纯粹经济理由由WTO推进的全球化进程，由于没有一种公认的规则用以从国际或国家的层面进行社会协调，只能导致社会和国际政治的不稳定。如果我们犹如韦瑟福德(atherford)所表明的，即走美国人的路，上述社会失衡的发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韦瑟福德认为，美国兼容并包的文化已成了冉冉浮现的大同世界文化的核心，美国人的特性将变成人类的特性，其他的特性就失去得越多。显然，这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是一种消灭了内容的法则。

解救由WTO“扶强抑弱”规则驱动的全球化过程出现的“现代性隐忧”，建立起一种为世界上所有文化都能分享和接受的“全球规则”，最紧要的任务就是确立共担风险，而非单方面坐享红利的方向，让全球的承担风险者以公平而又适当的方式来参与构筑WTO等这些国际组织的体制。就道德导向而言，世界贸易组织更需要的是一种“太空船道德”(K 波尔丁)而非“救生艇在细分市场缝隙里切入道德”(G 哈丁)。后者指的是，当碰到紧急情况时，大家都同意把数人推入海中，以挽救其余人的生命；而前者则意味着，太空船中的所有人都意识到，发生了不测事件，不能撇下任何一个人，因为即使只有一个人被扔出座舱，其余的人照样会命丧黄泉。为了生还，唯一的可能就是调动各种力量，按照商定的规则来共同排除“险情”。显然，世界贸易组织应当考虑采纳“太空船道德”的导向，以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在21世纪的人道途径。如果群体和国家不把这样的道德原则内在化和制度化，那么带来的社会弊病就将更加严重。

1999年1月31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向全世界呼吁，要求实施有共同价值准则的契约，以支持合适的公共利益准则为方式，给世界贸易组织等带来一张“富有人情味的面孔”。受惠于WTO规则的跨国公司和那些富国肩负起应有的，不要企图以牺牲贫穷国家为代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应当将WTO的好处全部扩展到全世界，建立一个更加公平自由的世界贸易体系。WTO规则驱动的全球化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事实，但是如果人们享受不到“某些最起码的准则”的保护，世界经济将是脆弱和不堪一击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将受到威胁。(end)